哈瓦那加勒比海的火焰

世界上有不少城市，其名称或许具有远高于城市风光本身的意义——哈瓦那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对我而言，“哈瓦那”三个字代表着爵士乐、霓虹灯、老爷车、芭蕾舞，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和落寞，脆弱和坚强。每个来到哈瓦那的旅行者，似乎都只是用这座城市印证自己的预判，而非在到达后重新探索。这似乎就是古巴当下困境的缩影——无论是新是旧，它都只存在于世人想象中，其现实本身好像并不重要。

我也是带着众多想象来到哈瓦那的旅行者之一，在此度过的两周中，这里的气味、声音、画面和味道都在刷新我对这座加勒比海岛的认知。街头川流不息的老爷车就如时光的逆流。哈瓦那人依旧保留着对20世纪30年代奢华生活的骄傲，在封闭的文化氛围中，古巴人在街头上演着能享誉纽约剧院的爵士和芭蕾，年轻人即使出门买菜也会精致打扮穿上最亮眼的服装，餐厅的龙虾并不输波士顿，网络和通讯的普及也能让普通古巴人重新认知岛屿之外的生活。但无论是对时间的深度还是个体的情绪来说，古巴都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对象，我只能尽力记录下自己观察到的若干瞬间——这些寻常的生活场景和情绪状态，或许能展现哈瓦那心底的一丝意气，就像街头的古巴老人经常说的：“我的过去才是你年轻的资本。”

在机场冻结的时光

何塞·马蒂机场是古巴唯一的国际机场，考虑到这座加勒比海孤岛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出入何塞·马蒂对于生活于此的古巴人和国际旅行者而言就已接近于一次旅行，在很多人看来，该机场也依旧充满着冷战的氛围。飞机降落后，机舱内的拉美人隆重地鼓掌呐喊向机长表达感谢，而后陷入漫长的沉默，人们东张西望，希望能从有限的机舱视角中找寻到能符合自己预期的古巴印象。作为古巴唯一的对外交流口岸，何塞·马蒂机场破旧和狭小得令人诧异，从走出机舱到通过海关，烦琐的行政流程和几乎瘫痪的电子系统让本身不大的到达大厅看上去就像某个混乱的集会。几个困窘的游客站在人群之外，因为系统无法读取护照，要向工作人员口述每一页上的出入境信息。一个小时前从空中俯瞰到的绿色甘蔗地和金色夕阳已经置换成了眼前黑压压的肃穆和疑惑。

大家对于古巴的基础设施状况早已做过心理建设，因此在飞机落地后都能快速适应这座岛屿的节奏。但在两个小时的海关程序之后，我们在行李提取处遇到了第一桩意外：行李提取系统损坏。6名工作人员需要从墙的那头，以人工方式为两个同时到达的国际航班搬出近一千件行李。在被封锁的有限空间内，人们永远无法获知下一秒能从墙的另一边搬运出什么。

走出行李提取处已经是深夜，这意外耽搁的六个小时，也成了两个航班上的游客人生被折叠的一部分。何塞·马蒂机场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以一种特殊的节奏冻结了我们的时光——这大概就是属于古巴的欢迎方式。

老爷车，哈瓦那流动的辉煌和落寞

一个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其本身的国土面积并无关联。古巴的国土面积仅有11万平方公里，即使聚焦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很多人也无法准确指明它的方位。然而，这座小小的海岛却成了全世界的观察对象。古巴的每一个讨论主题，都能像蜘蛛网一般牵扯出无数的议题。面对如此繁复的现象，初次到访者哪怕是再胸有成竹，恐怕都会觉得眩晕和无所适从。经济的封锁、政治的博弈，这些话题就像贯穿全岛的加勒比海风一样，无所不在又黏湿不堪。而穿梭于哈瓦那的老爷车则如同一个个迷你版的“移动古巴”，它们集古巴的过去与当下于一身，在辉煌和困境中讲述此地普通人的状态。

目前，行驶在哈瓦那的老爷车基本产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卡斯特罗在1958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富裕的古巴人和外国人望风出逃；资金可以轻松地越过海峡，而车辆和房产则被遗留在身后的岛屿。70年间，这些逐渐步入高龄的古董车几经转手，驶过哈瓦那老城的石板路、城郊的甘蔗田，在飓风中破损，在海风里老去。汽车工业的缺失和零部件的缺乏把不少古巴人培养成修理古董车的技师。目前在哈瓦那行驶的老爷车，除了造型外观保持原样之外，许多零部件都已不是当年的原配。和这座城市到处的修修补补一样，古巴人在改造环境时乐于接纳先锋的理念——只不过，先锋抵达每个地区的时间略有差异，对于一个被海洋围困的国度就尤其如此。

落日前的海滨大道是我在哈瓦那最爱去的消遣之处。比起老城内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海滨大道倒有种好莱坞的氛围，金色的日光可以遮盖一切陈旧和破败，宽阔的海洋也能让人暂时忘却身后的事态。在普拉多大道的尽头和23街的路口，余晖从左侧的新城洒下，海滨大道会呈现黄金一般的色彩，这让行驶其间的老爷车更增添了一丝历史的沧桑。游客们可以花上60美元，挑选一辆老爷车沿着海滨大道游览一小时，这是古巴人三个月的薪水。这些作为出租车使用的古董车，大部分是雪佛兰的英帕拉（Impala）, 无论在外观还是内饰上都保存得要远远好于古巴人的自用车辆——普通民众如果拥有自用车辆，基本是来自苏联的拉达。古巴人需要新车，而新车的关税达到了900%，如果没有美国亲戚的帮忙，对旧车的修补是古巴人唯一用轮子代步或者获取经济收益的方式。游客们都很偏爱英帕拉，除了颜色讨喜，英帕拉即使是在诞生之初的70年前，也是美国富裕中产最偏爱的车型，它几乎代表着美国造车工业审美的巅峰，其名字来源于栖息在非洲中南部的黑斑羚，我曾在南非的荒野中无数次和它们相遇，它们奔跑、跳跃，有着敏捷的身姿，就像是草原上的精灵。而当下的古巴人，绝大部分是当年非洲黑奴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曾每日在家乡的土地上与黑斑羚一起奔跑。非洲先辈为狩猎与黑斑羚做伴，黑人后裔因封锁而与英帕拉拥抱，这是跨越大西洋和时光的一次巧合，不变的是他们骨子中的倔强，和在困境之中寻求生机的坚忍。

龙虾渔夫与他们的绝技

在这样一座小岛上，古巴人似乎从来不为外来事物而感到自豪。和我接触的古巴人中，每次聊到神采飞扬时，话题往往与那些自然的馈赠有关：雪茄、朗姆酒、蔗糖和龙虾。在这些特产里，龙虾从获取到被送上餐桌的过程最为快速直接，不少古巴人选择成为龙虾渔夫：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门槛的职业，收获就意味着现金。海滨大道有着众多的龙虾渔夫。在一个近乎封闭的国度，哈瓦那海滨大道有着不同寻常的开放姿态，这条占据围绕老城海岸线将近一半的滨海之路如同一条细细的分割线，在地图上清晰地隔开了大陆和海洋，文明和自然，然后向外部世界煞有介事地敞开着胸怀。

在靠近莫罗堡垒的一侧，海湾变得狭窄，无风无浪使得这里更容易海钓。我看到每天从午后到日落，这里都会聚集众多的渔夫。垂钓者既有十一二岁的儿童，也有耄耋老人，他们没有渔船，没有渔网，一根鱼竿已经是他们所能获取的最好工具——即使是简单的鱼竿，也并非人人都有机会获得。绝大部分的垂钓工具仅仅是一团渔线。他们站在石墙上，静止不动，一手握着成团的渔线，一手缓慢地释放渔线让其滑入水中。渔夫们拿捏渔线的双手极为优雅灵巧，就如哈瓦那盛名的芭蕾舞者。在渔夫的身旁，躺着几条海鱼，这是钓龙虾的诱饵——相比龙虾，海鱼在市场上的价值太低，所以个体渔夫一般只会将其作为龙虾诱饵或者家人的晚餐。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对于龙虾的需求极大，刚刚出海的活龙虾是硬通货，餐厅的收购价最高可达五美元，这对于人均月收入只有20美元的古巴人而言是个不菲的价格，也驱动着男女老少投身于追逐龙虾的事业。每日一无所获是常态，静止的孤独会消磨更多的锐气，但只要有收获，一家老少在人前就有了更足的底气。

时间和运气决定古巴人的餐桌

清晨的哈瓦那有着恬静而蓬勃的气氛，海岛在棕榈树的庇护下一夜好眠，海洋的潮气带着街巷的污秽蒸发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中。古巴人会在此时倾涌入狭窄的老城街道，就如新注入血管的血液，整个城市瞬间焕发生机。我也会在每天的这时候走上街头，因为寻常的古巴生活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最具有戏剧性。人们都忙着采购，老城街头的国营商店门口，有大量的居民在排队，人人手里都拿着食品供应证。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排队，每个人都能根据家庭的人口数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固定数额的食品，例如一家四口可以每个月买到12枚鸡蛋。但在近三年疫情的打击下，古巴的物资供应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排队已经不再代表食物的保障。

我所在的老城中心的国营商店门口，队伍人数在两百人左右，但是商店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只剩下4个家庭的食物份额，礼貌的古巴人没有推搡，没有插队——他们明白互相攻击和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平日总爱高声说话的古巴人，在匮乏的食物和物资面前似乎也只剩下沉默相对。我看到队尾的人们也并没有离去，今晚的餐桌上可能不会有食物，但他们手握大把的时间，不在这里等待碰运气，又能去哪里呢？

古巴的计划经济和食物配给制度诞生于“平等”的初衷，但在经济学中，平等和效率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我特意走进哈瓦那的国营商店，但几乎没有看到什么物资，也许是已经分配完毕，也许工作人员将它们深藏于某个货架，宽敞的商店内显得空空荡荡。

如果在国营商店购买不到食物，古巴人也可以选择去往街头农民的自由市场，这些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自由市场，其实就是一个个小三轮的摊位，摊位前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清楚写着蔬菜瓜果的价格。走遍哈瓦那老城，我看见摊位上的瓜果蔬菜无非是洋葱、大葱、西红柿、青菜、大蒜和黄瓜，而且质量并不好。但这是绝大多数古巴人可以用手中的比索获取的日常食物。

近些年，针对采购难的问题，古巴政府实施了一些改革。在近来开设的外汇商店，游客和居民可以用手头的外汇购买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主要是食品、家电和五金，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价格高昂。在外部世界被视为日常的用品，对于很多普通古巴人而言却是奢侈品，游客和外国使馆工作人员成了外汇商店最主要的消费者。

城市建筑，街头垂直而上的舞台

无论来自何方的游客，在哈瓦那城内漫步时多半会惊叹城内建筑的复杂：整个城市像是个垂直而上的舞台。成片错落的居民楼紧挨着彼此向加勒比海辐射开，如此高的密度之下，生活的隐私是不存在的：卡洛斯在屋顶晾衣服，可以直接一脚跨进旁边路易斯的卧室；莫妮卡在二楼阳台听歌跳舞，脚下就是川流不息的老爷车和人力车；塞巴斯蒂安在一楼看电视，微敞着的大门两米外就是喧闹的游客餐厅。

古巴人没有购房的顾虑，所有人居住的房子均按需分配，至于好坏，那便因人而异了。和古巴人生活中绝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一生能住上怎样的房子，也纯靠运气和偶然。房子的外墙可以修修补补，但内部的空间无法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扩增，几代同室的处理办法就是在屋内不断隔墙，即使是一楼的大门入口也会被分割为几个独立的空间。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人曾每日出入这些装饰豪华大气的房子，西班牙殖民者也曾划地而居，如今普通的古巴人依旧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内，分割着本就局促的空间，有些问题并不会随着外来者的消失而自动解决。

狭窄街巷内的绿洲

密集的建筑和狭窄的街巷容易带来视野上的压迫感，众多拥有绿植的广场就成了哈瓦那城内的绿洲。武器广场就是我在哈瓦那除了滨海大道之外最爱的场所。和暴力粗犷的名字恰恰相反，武器广场是哈瓦那四大广场中最为婉约的一个，广场的主体是一个花园，西边是总督府，种植有高大笔直的棕榈，繁茂的热带植物占据整个广场的中心和四周。周边缺少繁华热闹的餐饮，却也成就了武器广场的优势——这里不是游客聚集之地，绿树掩映之下，安静的广场是哈瓦那本地人钟爱的休息场所。在清晨和午后，热带的阳光会被绿植切割成星星点点的碎钻洒落地面，石椅上的情侣沉默依偎，弹吉他的老人不带张扬地拨动琴弦，朋友围坐在绿植周围聊天，身着白衬衣的学生正相互传阅着一个手机。当整个城市都被热烈和喧闹笼罩，武器广场低调的存在就如城内每一个默不作声沿街而坐的老人，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巅峰状态急速跌落，他们也随之化为这世界中隐形的一员。

武器广场中央树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无论是高度还是知名度，这都不是哈瓦那城内会有游客而来的区域，但在我脑海中所有关于哈瓦那曾经的喧闹，都得益于这座雕像所刻画的英雄。1868年，古巴地主塞斯佩德斯在自己的德米哈瓜庄园起义，释放了自己的黑人奴隶，并发给他们武器，用以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塞斯佩德斯也被选为战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虽然战时共和国只存在了不到十年，但历史的改变并不来自事件的时间跨度，在这十年中，古巴废除了奴隶制，宣扬宗教信仰自由，解放了东部的多个省份。在一个几乎基于奴隶制而建立的岛屿之上，黑奴重新获得了人生的选择权，他们成为革命者，成为作家，成为音乐家，成为最早点燃古巴文化的先驱者。如果没有塞斯佩德斯，古巴如今或许就不会拥有唱响卡耐基音乐厅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不会拥有世界著名舞蹈艺术家阿莉西亚·阿隆索闪耀世界舞台的机会。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我这次哈瓦那之旅本可以采访古巴古典芭蕾舞教母阿莉西亚——卡斯特罗深爱着她的舞姿，并用她的名字命名了古巴的国家大剧院，但由于已近百岁高龄的阿莉西亚在采访前两天得了新冠，一直到我离开哈瓦那，我们也未能见面，实属遗憾。

普拉多大道寻常百姓是主角

从武器广场往北行走，中哈瓦那和旧城的分界线上是著名的普拉多大道。这条由法国景观师让·弗莱斯设计于1772年的大道原本只是作为哈瓦那贵族乘坐马车接受民众欢呼和瞻仰的骄傲之路，后来也成为独立战争期间士兵游行的荣誉之路。摆脱殖民者需要流血和牺牲，而在殖民时期成长的文化景观在古巴根深蒂固，它们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

普拉多大道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至滨海大道，泥路贴上砖石，两侧遍植高大繁茂的绿树，这在终年炎热的哈瓦那是一片美地。大道两边的建筑几乎是哈瓦那城内建筑设计的集大成者，这些拥有巴洛克风格和伊斯兰风格，模仿马德里、巴黎、维也纳修筑的高楼虽已破败，部分建筑也处于废墟状态，但外墙的设计和色彩依旧可以看出当年统治者的野心。这条横穿城市中心云集哈瓦那最具代表性地标建筑的大道，取名自8000公里外西班牙马德里的同名之路。马德里的普拉多大道拥有欧洲的顶级艺术——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索菲亚王后现代艺术中心、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三座重量级的博物馆构成了稳固的“艺术金三角”，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西班牙画家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与马德里皇家园林丽池公园在大道周边闪耀着人类文化的光芒。西班牙殖民者曾想在加勒比海也建立这样一个宝库，却低估了自由扼杀艺术的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普拉多大道是哈瓦那展示国际化和先锋性的场所，每次走在普拉多大道，我总能想象当年卡尔·拉格斐把这里变成香奈儿秀场的场景，那该是多么震撼的场面。如今普拉多大道成了哈瓦那人钟爱的纳凉之地，模特由普通民众替代，西半球最耀眼的楼阁台榭晒满衣物。

每到下午，大道两旁的大理石长椅上总是人满为患，有三两相聚的姊妹，有在树荫下午睡的出租车司机，有在大道中央以作画为生的画家……古巴人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意外，时间的流逝似乎也没有价值，普拉多大道上的哈瓦那人总像电影中慢动作的人物，不紧不慢，看不出情绪的波澜。即使面对着我这样的亚洲面孔，他们表达好奇的方式最多也就是一声口哨。在我看来，哈瓦那的普拉多大道就如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的画廊，每张石椅就像一幅画框，石椅上的人们是画中的人物，他们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哈瓦那人在时间真空里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都需要观者在画前细细品味。

晚风掠过，大道附近的居民楼里传出一阵喜悦的呐喊。一家人正聚在卧室看世界杯的直播，阿根廷进球了。和阿根廷一样，古巴民众喜欢形容自己是生而受难的人。和城内所有的人一样，这家人此刻在阿根廷足球上找回了骄傲。

海明威，以文字构筑哈瓦那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会被毁灭”，老渔夫在《老人与海》中的这一句独白，不经意间成了形容古巴人最好的描述。文学史上，很多城市的名字都与曾以当地为主题写下名著的作家紧密相连：伊斯坦布尔链接着帕慕克，都柏林链接着乔伊斯，布拉格链接着卡夫卡，而哈瓦那链接着的则是海明威。

海明威一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给了哈瓦那，古巴的海洋和朗姆酒翻倒在纸页上，成了《老人与海》和《海流中的岛屿》。城市和作家的互相成全往往会给一个地方带来更多神秘的浪漫，读者在阅读文字，其实也是在探访城市，即使自己从未亲身踏足这片土地。行走于字里行间，需要更专注地在段落里感受城市的情绪。走在哈瓦那街头，我总感觉这是海明威用混凝土和石头写就的一本书，哈瓦那的街道和酒吧，繁华和破败，都在书中有自己的韵律和节奏，都与海明威的畅饮、病痛、惊恐和宁静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能忽略老城内的五分钱酒吧和小佛罗里达餐厅，这是海明威在哈瓦那为自己构建的混乱和欢乐，如今也是游客们重建想象的必去之地。我对此类景点并无兴趣，何况这两者如今也不再是当年海明威所见所写的面貌。但是在每个傍晚，当哈瓦那城用霓虹灯代替刺眼的日光时，我依旧会为所见而感动。小佛罗里达的招牌霓虹灯，周边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建筑和它一起熠熠生辉，它独自闪耀在黑暗之中，就像孤独的老渔夫在深夜的大海追逐那条发光的大鱼。建筑可以倒塌，人可以死去，城市可以被抹平，但是人的精神和意识则永驻书中。海明威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哈瓦那城市精神的延伸。

古巴爵士，父子乐队的两朵栀子花

离开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坐在老城广场一个咖啡馆的户外，听着街头的一个父子乐队演奏。父亲负责吉他和演唱，儿子弹奏小提琴。和其他的街头乐队相比，他们更能满足我想象中的古巴乐队，优雅也忧郁，没有花哨的乐器，仅仅是沙哑的嗓音就能重现古巴爵士第一次震惊世界的感觉。正值圣诞期间，身旁的几桌欧美游客点了几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诞歌曲。我点了一首《两朵栀子花》（Dos Gardenias），老人似乎显得非常惊讶，这应该不属于游客喜爱的哈瓦那热门曲目，也不符合当下的节日气氛。老人对着我说：“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你确定吗？”

“当然。”这是我在哈瓦那唯一想听的歌曲。

即使放在专业的舞台，老人的嗓音都称得上惊艳，古巴音乐不需要过多的技巧，每日的真情实感足够动人。我惊喜于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能重新找回我对古巴的最初印象，感动于歌手能在几秒内迅速从欧美的流行歌曲演奏中找回对故乡音乐的感觉和情感。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但最好的艺术不一定都来自快乐和幸福。古巴人对此理解得更为深刻。我深爱的古巴歌手奥玛拉·波图敦多（Omara Portuondo）在歌曲《二十年》（Veinte Anos）中唱过一句：“我们看起来如此悲伤，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人生。”《二十年》在拉美世界被反复传唱，享誉世界的古巴乐队的“好景俱乐部”也曾无数次在国际舞台用这首歌向世界展示失去和渴望的意义。

我对哈瓦那最早的印象来自一部纪录片，它拍摄于1999年，正与“好景俱乐部”同名——美国音乐家莱·库德在古巴旅行时偶然发掘了这支平均年龄已经近70岁的乐队，并由他的好友，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将这番经历拍摄下来。纪录片一推出，早被人冷落的古巴艺人和爵士乐重新被世人看见，被听见。

我感动于这些发自生命的热情声音，唏嘘于他们的艺术生命在这片岛屿似乎显得那么渺小和不合时宜。但是在离别之际，对于这片我恋慕已久的土地，我依旧想说：愿你不要伤怀，愿你不再留有遗憾，愿他们给予你我所不能。你曾点燃我灵魂深处的火焰，我钦慕你，我失去你，已经足够。愿你永远热血沸腾，愿你永远意气风发。

山高路远，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