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伐利亚到图林根中南德意志名城的文化巡游

图林根和巴伐利亚是德国中南部的两个州。从神圣罗马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再从纳粹德国到东西德的分合，这里的众多名城都曾经历过政局巨变和文化兴衰，不乏沉重的往昔已化作今日城市风光之下的历史故事，由德国人以自信、自嘲的口吻娓娓道来，又为名城增添了一份文化魅力。 

慕尼黑，热闹边缘的伤口

正值9月初的一个周六上午，慕尼黑国王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散漫地排着长队，等待钻进一辆巨大的汽车肚子里。这是本地车厂宝马在慕尼黑车展的地盘，不同款式的新能源概念车排列在广场的不同角落，守卫着仿希腊式的古代雕塑展览馆、金黄色立方体的伦巴赫美术馆和具有路德维希一世时期古典风格的画廊。80年前，这些建筑曾一度被纳粹美学的“领袖建筑”和表征庄严秩序的大理石方砖所取代，战后才陆续恢复原貌。

国王广场东侧一座低调的白色立方体大楼是“慕尼黑纳粹历史档案馆”（NS-Dokumentationszentrum München），其中收藏着大量纳粹时期的照片、影像、资料和文献——照片里当年慕尼黑狂热的人群，规模远超当今的车展。档案馆在这些丰富的图文资料间建立起清晰的叙述脉络，为那些从车展顺道过来的参观者解答了一个历史疑问：为什么纳粹崛起于慕尼黑？

1919年4月，在对联邦和柏林政府认同度不高的巴伐利亚，曾由左翼人士组织成立过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就设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但未几便以被镇压而告终。“一战”结束后，德国局势极度动荡，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都助长了民族主义在民众中的蔓延。极右翼政客趁这个机会扩张势力，把慕尼黑迅速发展为其最重要据点，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档案馆的展品中有一幅当年右翼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宣传海报，展示着政客向民众灌输的险恶观念：一个身穿红色军装的“布尔什维克”，一只手牢牢按住柏林，另一只手划燃火柴，正要把慕尼黑烧成灰烬。

作家托马斯·曼曾在慕尼黑生活多年，但他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3年前的1926年，就已经对这座城市的前景感到无比悲观，发表了极为痛切的控诉：“这里曾经健康快乐的血液，被反犹国家主义所玷污。我们被迫看着慕尼黑成为反动情绪的温床，以及顽固不化地抵抗时代意志的所在；我们被迫听到它被称为最愚蠢的城市。”这些话如今以显眼的大字印在历史档案馆的墙上。

所幸，纳粹思想被涤荡彻底，慕尼黑早已重新流淌着健康快乐的血液。车展之后，又将迎来更盛大和热闹的十月啤酒节。

我是从刚结束国际电影节的威尼斯飞抵慕尼黑的。影展主竞赛单元中有一部改编自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伪纪录片《美国不平等的起源》；原书作者——波士顿黑人女作家威尔克森也是来到柏林和慕尼黑，深究美国种族问题与德国纳粹屠犹及印度种姓制度的共同根源。我自然不像这位作家一样怀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这一次只是“顺路”经过慕尼黑，即将继续向北，前往图林根州的魏玛——不过，要想起码了解一点德国现代史，魏玛正是个最好的起点。

为什么是魏玛？为什么是纽伦堡？

微风惬意的夜晚，歌德和席勒并肩而立的雕塑脚下，十多对舞者在法国著名电子舞曲乐队“戈探计划”（Gotan Project）乐曲的节拍下，跳着赏心悦目的探戈，将这处历史悠久的剧院广场，舞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看完剧目的观众，在二楼露台排开，入迷地望着身下这场比先前台上还要精彩的舞会。

次日早晨，我回到剧院广场，走进东侧那幢不大的黄色房子。这儿是名为“魏玛共和国众议院——民主论坛”(Ha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 Forum für Demokratie)的展览馆。展览开头，将功勋起源地指向广场对面的剧院，1919年2月6日，正是那儿接力上柏林，继续着国民议会，并在7月31日通过了对后世各国都具有深远影响的《魏玛宪法》，建立起一个议会民主制、联邦制的共和国。之所以选择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一是为了避开政治暴力频发的首都柏林，二是这里交通便捷，又几乎处于德国地理中心。

“1924-1928年一直被很多人描述为‘魏玛的黄金年代’，然而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当时在德国正处于自我实现阶段的观点，是一种因事后聪明而产生的错觉。”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专著《第三帝国的到来》中写过。制度框架方面算得上最为民主的“魏玛宪法”，却在军人、公务员乃至民众中间都丧失了权威性，最终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独裁后名存实亡，短命的魏玛共和国也告终结。在此之前，它得应对严重的国际和国内矛盾。展厅外另有一个空间，陈列着“大通胀百年”的图文故事。我记下了其中两则：一位女士在咖啡馆落座点餐，一杯咖啡价格标识5000马克，一小时后起身结账，侍者要价8000；一个柏林老太太带着装满钞票的竹篮去买菜，只是暂时放下，跟熟人聊了一小会儿，再低头，竹篮没了，钱还分文不少地搁在地上。

当时偏右翼的陆军总司令泽克特将军认为：德意志国家与共和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蕴含着抽象的帝国理想，后者则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我就跟着，从反常的“黄金魏玛”，搭火车来到了抽象的“帝国纽伦堡”。

宏伟的皇帝堡是纽伦堡城区的制高点，也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中心之一。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规定，每位新当选的统治者必须在此举行第一次帝国议会。城堡之外，从画家丢勒故居到曾用于发酵和储存啤酒的多层地下酒窖有着四通八达的连接网络，“二战”末期，成了既暂时保护市民又保卫珍惜艺术品的防空洞。这其中，就包括标志着权力的西吉斯蒙德皇冠。

2014年我唯一参加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由乔治·克鲁尼执导的开幕片《盟军夺宝队》，讲述的正是关于抢夺这件宝物的故事。电影本身可谓大烂片一部，但皇冠的流动历史非常有意思。中世纪之后的教改、战争，让皇冠流落到了哈布斯堡王朝首府维也纳，毕竟神圣罗马帝国不存在了，纽伦堡也就没理由追讨回皇冠了。可到了1938年，皇冠又被纳粹政府夺了回去。“二战”末期，电影故事中的盟军夺宝队抢回皇冠，让它回到维也纳，如今收藏在霍夫堡皇宫。

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后，希特勒于当年9月1日，在纽伦堡组织召开纳粹党代会，首度使用“第三帝国”一词，以指由纳粹统治、“国祚千年”的德国。接着连续6年，纳粹党代会都在位于纽伦堡南郊的集会场举行。同样在这一时期的纽伦堡，出炉了将种族清洗合法化的反犹太法案。之所以选择这片空地，客观原因是这里四通八达、场地开阔，但这些条件在地势低平的德国，哪儿都找得到。更重要的是精神象征——那件从神圣罗马帝国延续到第三帝国的皇冠。我从文献资料翔实的集会场博物馆走出，经过成了大型停车场的未竣工国会大厅，走到那位反人类战犯向疯狂庸众行纳粹礼的齐柏林阅兵场，无论从哪个角度，抬头都能瞥见曾经收纳了皇冠的皇帝堡。精神象征和有毒思想都早被清空，如今的阅兵场，很多时候也上演着同样疯狂的场面，不过却成了宣泄激情和热血的大型摇滚音乐会。

要想清空贻害四方的纳粹思想，少不了一场过程严谨、量刑严苛的审判。算是某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选择纽伦堡，完成这场从古典国际法到现代国际法转变的世纪审判，依然有着和纽伦堡党代会相似的主客观原因：便捷的核心交通，以及在其“精神首都”完成对帝国的量刑。而为审判设立“国际军事法庭”，也意味着对德国人自查自纠的极不信任——“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德意志帝国最高法庭也曾主持了一场表演性质的“莱比锡审判”。

虽然主要职能早已迁至荷兰海牙，但编号600的军事法庭至今仍在运作，就位于城西不远的纽伦堡司法大厦一侧。这座大厦体量惊人，保证了从1945年11月20日到次年10月1日的漫长庭审控辩过程中，足够容纳大量来来往往的盟国工作人员和律师们。没有案子时，第600号法庭对公众开放参观，并会定时通过声光电特效，制造沉浸式体验。在座位有限的旁听席上落座后，嫌犯、证人，依次从顶头装饰着美杜莎、亚当夏娃、古罗马战士雕塑的侧门进入。担任美方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约翰逊开庭演讲被投映到正前方：“饱受蹂躏的国家民族，并不寻求复仇，而是将成为阶下囚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最为重大的意义，即让权力承让于理性。”除了还原历史场景，沉浸式法庭还在最后发问，“纽伦堡审判在今天还有存续价值吗？”进而自问自答地进入前南内战、卢旺达屠杀的庭审场景，乃至抛出现如今社交媒体上对最新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呼吁。

从法庭出来，我搭乘班次频繁的U1地铁，回到酒店附近。白塔站地铁口有着一圈诙谐搞笑却也冷酷真实的婚姻生活场景喷泉（Ehekarussell）。喷泉中心被八组雕塑环绕，从热恋后的婚礼到有娃后的柴米油盐，再从几乎要把对方掐死的争吵，到就这样凑合了的相濡以沫，简直像是从前一场人类罪行世纪大审判，进入到另一场由设计师主持、隔壁教堂见证、全体市民默许了的世间婚姻大审判。与600号法庭青红皂白分很清的判决不同，喷泉场景中夫妻间的审判永不停歇、没有赢家。

现代前后，犹太世遗、宗教改革和越南口味

德国纷乱喧嚣的现代史，从魏玛共和国开始。在此之前，则是各邦国、公国交错纠缠的更复杂近代史和古代史。魏玛和纽伦堡之间的铁路旅行，得在图林根州州府爱尔福特中转，而这座小城中心的旧犹太会堂，同我们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古茶林一道，在202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虽然不似魏玛和纽伦堡这么有名，但爱尔福特也是一座有着极高颜值的中世纪风貌小镇。让人意外的是，本以为在德国畅通无阻的英语，却在这儿彻底失效。火车站售票处和对街旅游信息中心上年纪的员工都不能说英语，有时为应急需要，会安排一个学生志愿者在旁边帮忙，城中三座历史和美术博物馆也都只有德文介绍。对此，南面城市纽伦堡的旅游从业者并不吃惊：“那边以前是民主德国，上年纪那辈人接受的外语教育是俄语。魏玛、莱比锡、德累斯顿倒是重视国际市场，可爱尔福特只关注德国国内游客。”在我看来，旅行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旦碰壁，倒也新鲜刺激——太过方便，总容易让人审美疲劳嘛。

也不知道是不是提早知道自己要成为世遗一员，反正旧犹太会堂成了城内难得有全面英文标识和介绍文字，售票处也能流利交流的少数存在，因此，员工也就能迅速追到我身边，警告不许拍照——原来出票时要求的“全面禁止拍照”，竟也包括镶着独特纹路的大门外立面。世界遗产名录的官方网站寥寥数语介绍说：“该建筑由三座古迹组成：旧犹太教堂、米克维和石屋，它们展示了11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当地犹太社区的生活，及其与中欧大多数基督教徒的共存。”

欧洲排犹文化由来已久，这段勉强共存的关系只能算古代史的短暂一瞬。1349年，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到达肆虐高峰时，曾经和睦的邻居就将被认为往井里投毒的犹太人驱逐一空。一些贵重财宝被逃难者挖坑深埋，旧教堂随后被改作仓库和舞厅，也就因此撑过纳粹统治时期，成了极其稀有的犹太古代建筑遗存。

中世纪屠犹后的1392年，当地富商创办了爱尔福特大学，允许学生修读普通法而再非宗教法。1505年，一位21岁的男生从哲学系毕业，并取得法学硕士学位。这个内心对信仰和死亡充满困惑的年轻人非常憎恨自己的母校，将它称为酒馆和妓院。本准备按着父亲意愿继续深造博士，却在这年夏天返校途中，经过一个矿区时险些被闪电击中。幸免于难后，他对着矿工的主保圣人发誓：“你救我一命，我愿成为一名修士。”还愿随即执行，他回到爱尔福特，走进城北的奥斯定会修道院，严格遵守清规戒律地深造6年，成了发起宗教改革和建立基督新教的历史大人物——马丁·路德。

作为向来没心没肺的环球旅行者，我自然不会有事关生命的终极困惑，加上满城看不懂的复杂德语，迈进这座有着圣人光环的修道院时，也就不会和没法去深究欧洲信仰历史的脉络。再说，更多可以不用带上思考、也没必要掏出手机谷歌翻译去阅读的傻白甜美景，还等在前方，等在曼妙的黄昏光景中呢。

踩过满布精致半筋木小屋的商人桥，沿着涂鸦着民主德国斯塔西卡通形象的窄巷，经过城西的爱尔福特大教堂，我钻进凸起山体里的一部电梯，上到彼得斯贝格要塞。可能是先前看多了古罗马和英国中世纪城堡，这种17世纪后、降低了宗教礼仪性的防御性城堡，让我觉得更新鲜。现如今，大量的空旷之处，被精心布置了园艺和装置艺术，间错还摆放了不少可以让人真正躺平、晒着夕阳俯瞰古城的椅子。

“可北欧那些城堡不也是这模样？”在爱尔福特城中晚餐时，跟我拼桌的瑞士人回应我对于彼得斯贝格要塞的赞美。是啊，哥本哈根克伦堡、赫尔辛基芬兰堡似乎也这般开阔，驱散了旧式宫廷建筑的阴霾。之所以要拼桌，是因为著名的“金天鹅”餐厅（Zum Goldenen Schwan）户外区客满，而我想要突破个人舒适区，吃一下本地口味的小牛肉和脆肠。可能从我的脸上看出食欲，一脸冷酷的服务生非常给力，径直走到那张坐着独行客的餐桌前，给出让他不能拒绝的建议，也让原本性格内向的我在当晚有机会跟陌生人进行从文化多样性到政党政治的深入对话。“我们所处的爱尔福特，虽然实在不够国际化，但是你能脱离马路对面的舒适区，到这边跟我拼桌吃饭喝酒，就证明了多样性的好处。”

马路对面的舒适区，是越南菜，而这也是前东德地盘上最容易见到的“亚洲餐景”。

我是从魏玛下榻的公寓，进入到个人口味舒适区的。市政厅北侧，有着一键三连的越南食宿购产业，同样以“36 Pho Co”命名的餐厅、客栈和亚洲杂货铺。远超其他同档次酒店面积的客房及走廊，被有心地用屏风、插画、盆栽等东南亚元素穿插设计进工业风的管道和墙壁间。旧报纸样式的墙纸，介绍着河内最初36街巷的布局。既然魏玛是包豪斯运动的起源地，姑且让我把这儿称作“河内包豪斯”“魏玛越南民主共和国”吧。

好多年前，在隔壁萨克森州及捷克共和国旅行时，我就曾注意到当地有着大量的越南裔居民，那些画着熊猫竹子的餐厅，其实都是越南菜。但直至这一次，坐进楼下餐厅，点上一碗全牛米粉时，才求知地查询了数据。统计资料显示：越南裔德国人为德国最大东亚裔族群，2020年年末，全德有183000人具有越南血统。其中有移民背景的117000人，主要来自冷战时代东德与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互助协定而引入的外劳，以及西德所接收的越战难民。

毕竟我是来自越南北面邻居的云南人，这碗全牛粉也就轻易将我拉到食物舒适区。接下来连续两天的三餐，从米粉到椰汁咖喱饭，都是不重样也不重地儿的，在魏玛城内不同的越南餐馆解决。第一家“36粉”的服务生小伙，不但帮我翻译了入住客栈细则，还跟我推荐旅行攻略上没有的独特地方，甚至闲聊彼此人生，而绝非北美那种烦死了的虚情假意嘘寒问暖。要知道，德国可是有着欧洲少见小费文化的，但又不是美国那种强制的小费恶习。他的服务，让我平生以来第一次产生想主动给小费的愿望。然而，他既不明说也不暗示，我也最终没给，并给自己留了个借口，我们不都是来自有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度嘛，为啥要助长这套资本主义恶习。

文都往事与德意志的自信和自嘲

相比犹太会堂荣膺新科世遗的爱尔福特，魏玛才算得上是遍地世遗之城。“越南街区”就让一大堆被共同列为“古典魏玛”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团团围住，北面是16世纪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西面是18世纪的维特蒙斯宫，东边是依伊尔姆公园排开的魏玛宫、太后宫和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后者炫目的洛可可厅珍藏着马丁·路德教改后出版的第一本插图本《圣经》。南面，几乎毗邻地坐落着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故居，两位大文豪也曾是那座图书馆的常客。

1774年，《少年维特的烦恼》在莱比锡书展的面世，让25岁的歌德迅速成名，并在次年被邀请到魏玛公国，担任枢密顾问，全方位地参与到政治和外交工作中，这些行政工作，并没太耽误他在诗歌小说和自然哲学领域的成就。虽然时不时地来上一场深入意大利的漫长壮游，但歌德的绝大多数时间，依然是待在魏玛城中这栋巴洛克风格居所之中，直至82岁辞世。如今，这座宅子非时间线性地，以房主的个性、兴趣和成就为关键词，展现歌德生平的方方面面。

恋爱不得而选择轻生的故事，在全欧年轻人中引发了感伤主义的“维特热”，似乎非得是有意无意夸大的情感痛苦处境，才能是最接近文学理想的神圣时刻。事实上，在这本杰作中女神般存在的绿蒂，完整源自少年歌德追求未遂的已订婚女子夏绿蒂·布夫；而少年维特形象，则是结合了歌德及跟他有过泛泛之交的卡尔·耶路撒冷，后者真的是为情所困而自寻短见，而这个悲剧，还是夏绿蒂的丈夫对作家亲口所述。

幸好，歌德早早走出情感阴霾，并把热爱和时间投注到更多事情上。20世纪作家托马斯·曼深度探访魏玛和前辈作家往事，为《少年维特的烦恼》写了个续篇《绿蒂在魏玛》。故事是关于分手44年后，已成为老太太的故事女主人公带着女儿，回到魏玛。然而时过境迁，风云大人物歌德变得态度冷漠。今天看来，这次老来重逢，注定没有《霍乱时期爱情》那股魔幻诗意，也不似陆游与唐琬那般“世情恶，人情薄”，更像一场连绵不绝的“前任攻略”。

透过歌德故居顶楼的窗户，望向绿草如茵的辽阔伊尔姆公园，似乎也就有了托马斯·曼书中住在大象酒店里绿蒂女士的回忆视野：“那个夏天的一连串情景栩栩如生地在她的手帕底下掠过，一幅幅在明媚阳光底下的活生生画面显现在她的眼前：沿着山脊散步，他们从山脊上眺望那蜿蜒流过草地的河流、山谷、山丘、愉快的村庄、城堡、瞭望台，以及修道院和堡垒的废墟。那个人（歌德）有亲密的朋友们陪同，面对着自然界绚丽景色，欣喜若狂，不禁高谈阔论起来，一连串隽永的妙语汹涌而出，逗得这一对未婚夫妇大笑不止。”

如果把歌德故居、伊尔姆公园和大象酒店连成三角，并往各自顶角延伸百米，就会分别抵达魏玛城中的另外几处世遗，包豪斯大学主教学楼、号角屋，以及将这些建筑成就收纳一道展示的包豪斯博物馆。

建筑教育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在魏玛南郊创办了包豪斯学院，两座本作为艺校的新艺术风格建筑，被去繁化简地整修一新，窗户加大加宽，中央楼梯有了提升若干倍的采光效果。美学领域的现代主义紧跟着德国现代史到来。真正属于魏玛包豪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筑作品是1923年为展览会而在伊尔姆公园东南角打造的号角屋（Haus am Horn）。今年恰好百周年，却并没任何特殊的庆祝标识。这座适合一家三口居住的现代化屋舍，有着宽阔并兼任过道的中央客厅，三间卧室、厨房、餐厅和卫生间则四散在周围，结构实用功能齐全，其中能让“煮妇”伸手可及各种炊具、器皿和调料的厨房，已和今天公寓的一体化厨房几乎无异。

迫于政治压力，包豪斯大学已于1925年迁往西边城市德绍，更多具有代表性并被列入世遗的建筑都在那边。魏玛城北另有一座包豪斯博物馆，从建筑说起，将包豪斯运动的影响力，渗入现代艺术、舞台设计、工艺美术、音乐样式。戴起座位上的耳机，跟着触屏上被认为比较包豪斯风格的音乐，可以欣赏到从魏玛走出的第一批师生作品成就。比较讽刺的是，本以降低成本、普及大众为目的而打造的那些简约家具、灯具和纺织品，到百年之后，反而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更多有趣的讽刺之事，呈现于纽伦堡一座规模宏大、藏品丰富的日耳曼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博物馆主体是一所有着迷人回廊的修道院，除了珍藏着本地最杰出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那些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著名作品，还有着全德最集中的条顿文化展品，包括兵马俑般整齐竖立的条顿骑士团，而这种迷人的秩序，也是纳粹法西斯美学的来源之一，还在20世纪70年代启发了大导演乔治·卢卡斯，他照着骑士团样式，打造出著名科幻系列《星球大战》中的帝国舰队。

最为重要的一个文物展厅，陈列着世界上第一台地球仪和第一只手表。地球仪是在1492年哥伦布刚上路那阵制造的，欧亚非轮廓已经基本清晰，美洲彻底模糊，不过西南非洲那个角落，有着当时欧洲人臆想出来的独特人种，他们只有一条非常宽厚的腿，可以遮挡烈日。旁边搁着23年后重新制作的地球仪，可以看到，经过地理大发现，美洲的基本轮廓出来了。

两台地球仪之间，摆着一只模样像巨大子弹壳的计时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法国和瑞士都声称是自己国家发明了表，而德国组织考古学家大规模考察文献后，证明一块发掘于纽伦堡的便携计时器源自15世纪末，于是完美胜出。接着有人写赞歌，有人排戏剧，有人导电影。“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学校教科书，一直把这块表列作纽伦堡最重要的发明”，博物馆向导介绍着，语气突然轻蔑地一转：“直至最近再次用技术手段检查，发现这表压根就是19世纪的，欺骗了德国和全世界500年。”

德国人严谨的自信和犀利的自嘲，在向导的精彩讲解中瞬间融为一体，让如今的人们可以轻松笑看沉重历史。